苏联历史上，最忙碌的部门除了克格勃，恐怕就是负责修改百科全书和剪裁新闻照片的宣传部门了。
因为在莫斯科的政治逻辑中，一个人的政治身份，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他究竟做了什么，而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当下需要他扮演什么角色。有可能这个人昨天还被称为“帝国主义走狗”，今天就在克里姆林宫喝酒。
宣传部门为了配合这种翻脸如翻书的权力意志，必须不断进行重新解释。这种叠加态犹如薛定谔的猫，即一个人可以同时是“全人类的公敌”和“最尊贵的贵客”。
苏联对资本主义的敌意，几乎被写进了整个国家意识形态之中。但在现实中，这道看似不可逾越的红线，在现实利益面前却有着惊人的弹性。
美国资本家阿曼德·哈默的经历，是对原则二字最辛辣的嘲讽。在那个成千上万苏联农民因为富农头衔就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时代，这位标准的“大资本家”却成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座上宾。他被允许在苏联境内经营铅笔厂、经营艺术品与古董贸易，甚至在冷战高峰期，他依然能跨越禁令，带着西方世界的奢侈品和商业协议走进克里姆林宫。
苏联官方对民众解释他是“进步的实业家”，但在私下里，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这种讽刺感在苏联对待其兄弟国家时更为露骨。南斯拉夫的铁托曾被苏联官方定性为“帝国主义的卑鄙走狗”和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”。在东欧肃反时期，许多人仅仅因为被怀疑与铁托主义有关，就遭到审判、监禁甚至处决。。
然而，斯大林前脚刚走，后脚就飞往贝尔格莱德，与这位“走狗”热情拥抱，称其为“亲爱的同志”。那些因为咒骂铁托而立功的积极分子们，还没来得及擦干嘴边的唾沫，就不得不学习如何歌颂这份“坚不可摧的友谊”。
在50至70年代的中东博弈中，苏联的表现更是将唾面自干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。
埃及的纳赛尔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，曾在大肆逮捕、处决当地的共产党人，在意识形态上，他们是坚定的“反共独裁者”。然而现实面前，反转来得突如其然，苏联为了换取苏伊士运河的权力和中东支点，不仅大规模援助这些政权，甚至还授予纳赛尔“苏联英雄”勋章（苏联最高级别荣誉）。
这只是因为对苏联而言，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性，远远超过当地共产党人的命运。这在苏联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弹，当时的苏联诗人维索茨基还写过讽刺民谣，大意是：“我们的英雄勋章挂在了一个把我们同志关在牢里的人胸前。”
总而言之，在苏联的宣传中，长期把美国高官点名描述为帝国主义阵营首脑、资本主义敌人。但在现实中，这些人仍频繁进入莫斯科。他或许白天还在《真理报》上被批判，晚上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参加晚宴，这并非虚言，基辛格、尼克松等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。
本来这也没有什么，外交需要灵活，可以理解。问题是外交与宣传产生的冲突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这就是典型的苏氏宣传，也是冷战宣传。
这种宣传并非普通外交表达，它总是喜欢把问题上升到正邪、道德、历史使命或人民敌人等等高度。不过在现实中，外交按照宣传来是不行的，外交必须谈判，必须管控风险，必须交换利益，必须防止失控。
话已经说得太满了，怎么办呢？
在苏氏逻辑中这并不难，苏联擅长发明词汇，加两个定语就成，比如“进步的”“清醒的”或是“具有现实主义头脑的”。这么重新一定义，不就妥了？
可是，如果宣传长期采用绝对敌我的语言，最后现实又突然转向，就容易形成一种巨大的公众反差。于是很多人会发现，原来所谓的绝不接触，并不是真的不能接触，只是当时还不需要接触。苏联民众被要求在周一痛恨这双‘帝国主义的皮靴’，又被要求在周二亲吻这双皮靴带进来的和平协议，中间的过渡，真的只是一篇带定语的社论就能解决吗？
作为对比，不能不提到美国。冷战时期美国也大量进行意识形态宣传，但是宣传归宣传，它的宣传体系与外交体系之间，往往保留了更大的缓冲空间。
比如里根时期反共宣传猛烈，里根本人发表过著名的“邪恶帝国”演说，但美国社会仍然普遍知道，美苏会谈是正常的，核谈判是必要的，外交接触不应该停止。
这是因为，相较于苏联，美国宣传更倾向于制度竞争，而非彻底人格化敌我。它的政治语言通常更偏向制度对立，而非人格消灭。
美国会说苏联威胁自由世界，苏联是安全挑战，乃至苏联是邪恶帝国，虽然本质仍是敌对宣传，却较少将其人格化。它不会说赫鲁晓夫是反动派，也不会说安德罗波夫是人民公敌。可以说美国人很聪明，他们知道一旦扣上这些帽子，后来尴尬的只会是自己。
再退一步讲，即使美国宣传机构将苏联首脑进行了道德定性，也难以像苏联那样翻车。因为美国的体制决定了其宣传是有多重声音的。媒体、国会、白宫声音往往并不一致。白宫即便骂得凶，国会或民间仍有接触渠道，对现实的了解自然要比苏联全面。
真正的问题，是苏联为什么更容易出现这种反差感？
首先，苏联的宣传声音是单声道的，一旦官方定调，所有人都必须跟进，这导致它没有任何回旋余地。一旦翻车，当然容易造成巨大反差。
其次，苏联宣传体系的叙事角度并不偏重于现实。它天然需要制造正义感、敌我感、阵营感、动员感。因而需要绝对化地表述为正义 vs 邪恶，革命 vs 反革命，人民 vs 帝国主义。
此种语言，天然就容易把关系说死。而外交需要的是谈判、妥协、缓和或利益交换。于是就屡屡出现宣传与现实脱节的情况。所以真正尴尬的，不是外交灵活性，而是把外交宣传搞成了敌我化的叙事，最后却不得不回到现实政治。
苏联的宣传机器试图赋予外交一种神圣的使命感，但这种使命感最终却成了外交灵活性的绊脚石。这种反差不仅是尴尬，更是一种政治透支。当宣传机器反复在“绝不妥协”和“亲切接见”之间横跳时，它其实是在培养一种典型的苏联式犬儒主义。
苏联历史也告诉我们，真正决定国家行为的，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纯洁性。只是安全压力、经济需求以及当下的国际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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