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3岁的体操运动员周悠,练习体操近十年。如今,躺在病床上的她说:“我最想学考古。”身边的人都感到意外。“那么多人一起干,挖着挖着还可以歇一歇,不会一直被人盯着对吧?”她笑着反问。
在周悠所在的省级体操队,休息是件奢侈的事。队员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教练员,即便重伤在身,也没有说“不”的权利。
2025年11月25日,周悠纵身一跃,终于停了下来。不久后,这起坠楼事件在行业掀起波澜。人们开始反思:随着体育系统的“唯成绩论”渐渐扭转,落实到基层究竟还有哪些困难?当竞技的残酷难以规避,身处其中的孩子该如何在病痛与放弃之间寻找另一种人生的可能?
更深的恐惧
直到女儿坠楼,晋轩仍未察觉到异常。去年11月25日晚,她接到主教练佟元的电话。对面语气平静,“周悠受伤了,赶紧带她去医院吧。”
平时两人的通话,佟元只会不停责骂周悠。女儿受伤,晋轩习以为常,“有队医,家长插不上手”。这一次,她和女儿在体操队宿舍外见面。封闭训练数周后,周悠坐在凳子上安静地垂着头,把纤细的身体裹在衣服里。她的脸微肿,身上是旧瘀青。“你好像长胖了。”晋轩开起玩笑,女儿为保证体态轻盈,更好地完成动作,每天都在严格控制体重。
女儿始终没有表情,晋轩才察觉到异样。她打车将女儿送至医院。医生告知,周悠伤情严重,需要住院。“这不像是普通摔伤。”医生推断。
晋轩找到佟元,要求公开受伤发生时的监控。几天后,佟元给晋轩传来截图和文字说明。画面中,周悠下课后拿着快递走出体操房,在重器械馆的体重秤上称了体重,然后就四仰八叉睡在花坛的地上。“孩子是从楼上掉下去的!”晋轩意识到。
为何坠落?还在失忆状态的周悠说不出来。晋轩带女儿做了心理测试,也没发现缘由。晋轩想到,周悠曾因情绪低落,短暂写过日记。她从学校拿回日记本,陪周悠一起翻看。从零星的文字里,周悠回忆起,导火索是那个超标的体重数字。13岁的她身高142厘米,被要求将体重控制在37公斤以内,但她再小心翼翼,也有无法掌控的时刻。
周悠记得,坠楼当晚,训练结束后队员们都去了食堂,自己则进了称体重的房间,她想看看饿了几天是否会轻点。可站上秤一看,“又超标了”。“再超重就要被退回去……”她的词典里,最糟糕的惩罚莫过于被教练“退回去”,这意味着近10年为体操的付出都白费了。“然后我就这样了……”周悠在病床上回忆着。接下来的事,她始终没想起来。
但晋轩察觉,女儿似乎藏着更深的恐惧。在日记里,周悠总倾诉自己很热、很饿、脚很痛。2025年8月3日,她写道:“我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心理障碍……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,但说不出口。”隔天,她又写: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很烦,不想活了。”
晋轩决定亲自去学校看监控。被拒绝后,她选择了报警。从派出所出来,晋轩打电话对周悠说:“学校你不用再去了,妈妈已经报警。”听到这句话,周悠第一次平静地告诉母亲:“教练会体罚我们,还会用脏话骂我们,骂我脑子有泡。”
“单向”的选择
晋轩带周悠去做笔录。她发现,女儿对佟元有种条件反射的恐惧。在派出所里,听说佟元要来,周悠立马要走。回到医院,周悠躺在病床上聊起佟元,立刻收起笑容。
晋轩很懊恼。她本对佟元抱有“感激”。2022年底,不满11岁的周悠从二线体操队升入佟元、石芮执教的一线队伍,这是她迈向职业体操的第一步。
在国内竞技体育系统,摆在小运动员面前有两条路:加入商业性质的俱乐部,或在传统的体育院校训练。无论走哪一条,都要通过参加比赛、被教练选才,才能层层上升,从二线、一线直至升入国家队。
王游是周悠在二线队时的主教练。他记得,周悠的成绩很突出,2022年8月获全国少年体操U系列锦标赛10岁组三项银牌,9月省运会甲组全能与队友包揽冠亚军。把周悠交出去,王游很不舍,“竞技体育的道路普遍是单向选择”,运动员几乎没有决定教练的权利。
那时佟元联系晋轩,称周悠是其他一线教练没看上,自己“勉强收下”的。晋轩觉得对方像是“救了孩子”。
很快,她接到女儿电话,“晚上翻来覆去想事情、失眠,第二天状态不好,被教练骂。”但周悠依然对教练给予信任。2023年初,周悠在自己的训练规划里写道:希望可以练好,会有很大进步。她用可擦笔在寝室镜子上写下训练目标,一旦教练斥责,便会琢磨“到底哪里做得不对”。但她慢慢发现,很多惩戒与运动表现无关。

“有次他打牌输了,就把一位队员叫过去,给她几个巴掌。”周悠描述,队员们悟出了“生存法则”,“大队员能出去比赛,给他拿荣誉和奖金,就少挨打,年龄小的挨打多”。
晋轩记得,自己去观察训练时,佟元扯着嗓子怒吼,对女儿高高举起手掌,“这个巴掌有没有落到周悠身上,我没看清”。
面对记者,佟元未直接否认“巴掌”的说法。他表示,自己对周悠倾注的心血最多,“这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苦练,拿小鞭子敲打两下没问题”。在他看来,“懂体育的都知道这很正常”。
2025年3月底,周悠给晋轩打电话,说自己练不好被佟元扇了耳光。晋轩想找教练理论,被周悠拦下。很长时间里,周悠反复对晋轩念叨:“妈妈,我怀疑自己不适合,练不下去了。”晋轩追问原因,她只说“不知道”。晋轩便当女儿意气用事。
家长的“默认”
病床上的周悠对母亲愈发依赖。只要晋轩出门超过1小时,她就会打电话。“我现在只想陪着女儿。”晋轩说,三年前,佟元成为周悠主教练后,她便将女儿的管教权全权托付。“孩子在他手里,有什么办法呢?”但她坦陈,自己也曾“授意”暴力的发生。
去年全运会前,晋轩两次按佟元的要求,亲自到训练场“教训”女儿。第一次,她在学校里捡了一根小拇指粗的竹竿,把周悠叫到一旁,朝她臀部打去。训练结束后,晋轩抱着女儿痛哭,周悠面无表情。第二次,配合教练“收拾”女儿后,晋轩彻夜难眠。
从那时起,接到佟元的电话,她都会感到恐惧。有时佟元在微信上告知惩戒了周悠,她发“落泪”的表情包回复:“罚得好,就是要狠狠罚。”周悠曾平静地对晋轩说:“教练叫你来打我,不打,我就要被罚。”
这并非她一个人的经历。晋轩询问更多队员的家长,一位小队员的父亲承认,亲眼见过佟元打自己女儿。尽管如此,他觉得,“适度打骂很正常”。
两年前,队员林想训练时受重伤,在医院里,林想的父亲林富发现,教练石芮一个眼神就让女儿“钉”在病床上,不敢多说一句。“孩子过得苦,但我们没有发言权,教练是国家队选拔的。”林富说,自己也曾多次被教练要求,“林想不听话,你来队里管教”。
周悠补充,石芮曾多次要求家长购买戒尺送到体操房,“一排戒尺,她随便抄起一根,尺子被打裂、打歪过,上面的字都能印到腿上”。
1月10日,晋轩收到消息,当地公安已对周悠坠楼事件正式立案,佟元、石芮也已接受停职调查。
“多数时候,教练只向父母灌输山顶的光鲜,却绝口不提攀爬中的代价。”前体操运动员刘萍说,“孩子一旦想放弃,父母就觉得是在闹脾气,进而站到教练一边。”
有另一条路吗?
直到现在,佟元依旧认为周悠获得的已是“最好的结局”:“全运会参加了,也顺利转正了。相当于只能考三四十分的孩子,我把她拉到了七八十分。”
如今,一些改变已出现在竞技体育系统中。竞技体操国家级健将袁琳曾参加过两届全运会。退役后,她在某体操省队担任教练。袁琳记得,20年前,过度与超量训练是队中的常态。运动员的人生与“比赛周期”牢牢绑定:几岁比全运会、几岁比亚运会、几岁冲击奥运会相对固定。教练常叮嘱,量变才能质变,大家都怕错过任何一个周期。
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《“十四五”体育发展规划》等文件明确青少年的训练安全,防范“早期专项化”和“训练成人化”现象。袁琳看到唯金牌与成绩论的观念得到部分修正。但规划的两难仍摆在运动员面前。“真正走到顶端的只是极少数人。”
一旦体操运动员进入15岁,身体开始发育,在很多项目上将显得吃力。继续向前可能无法突破,一旦退出,就意味着放弃全部努力。退出的保障,各个地区和队伍有所不同。在省队,成绩好的运动员往往留下来成为教练,不愿留下就拿一笔退役费,进入大学就读。但这些政策都是对已转正、有比赛成绩的人,那些待转正的运动员鲜少有保障。
她曾问过自己教的孩子们,未来想走怎样的路?不练体操还想做什么?许多人感到茫然,“有另一条路吗?”
高校学生沈思曾对多位退役的体操运动员做过访谈。一位退役体操运动员说,竞技体育的环境很封闭,真正离开后,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与外界沟通,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
一位曾执教国家队的教练员提议,在运动员服役期间提供更多技能培训,比如运动康复、体育经纪人、产业宣传策划等。这样一来,运动员一旦退出,“还能在其他领域继续发光”。
3月18日,周悠结束一个阶段的康复训练出院。晋轩发现,女儿还是会悄悄刷体操比赛的短视频。
(文中受访者除晋轩外均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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