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岁的体操运动员周悠，练习体操近十年。如今，躺在病床上的她说：“我最想学考古。”身边的人都感到意外。“那么多人一起干，挖着挖着还可以歇一歇，不会一直被人盯着对吧？”她笑着反问。
在周悠所在的省级体操队，休息是件奢侈的事。队员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教练员，即便重伤在身，也没有说“不”的权利。
2025年11月25日，周悠纵身一跃，终于停了下来。不久后，这起坠楼事件在行业掀起波澜。人们开始反思：随着体育系统的“唯成绩论”渐渐扭转，落实到基层究竟还有哪些困难？当竞技的残酷难以规避，身处其中的孩子该如何在病痛与放弃之间寻找另一种人生的可能？
更深的恐惧
直到女儿坠楼，晋轩仍未察觉到异常。去年11月25日晚，她接到主教练佟元的电话。对面语气平静，“周悠受伤了，赶紧带她去医院吧。”
平时两人的通话，佟元只会不停责骂周悠。女儿受伤，晋轩习以为常，“有队医，家长插不上手”。这一次，她和女儿在体操队宿舍外见面。封闭训练数周后，周悠坐在凳子上安静地垂着头，把纤细的身体裹在衣服里。她的脸微肿，身上是旧瘀青。“你好像长胖了。”晋轩开起玩笑，女儿为保证体态轻盈，更好地完成动作，每天都在严格控制体重。
女儿始终没有表情，晋轩才察觉到异样。她打车将女儿送至医院。医生告知，周悠伤情严重，需要住院。“这不像是普通摔伤。”医生推断。
晋轩找到佟元，要求公开受伤发生时的监控。几天后，佟元给晋轩传来截图和文字说明。画面中，周悠下课后拿着快递走出体操房，在重器械馆的体重秤上称了体重，然后就四仰八叉睡在花坛的地上。“孩子是从楼上掉下去的！”晋轩意识到。
为何坠落？还在失忆状态的周悠说不出来。晋轩带女儿做了心理测试，也没发现缘由。晋轩想到，周悠曾因情绪低落，短暂写过日记。她从学校拿回日记本，陪周悠一起翻看。从零星的文字里，周悠回忆起，导火索是那个超标的体重数字。13岁的她身高142厘米，被要求将体重控制在37公斤以内，但她再小心翼翼，也有无法掌控的时刻。
周悠记得，坠楼当晚，训练结束后队员们都去了食堂，自己则进了称体重的房间，她想看看饿了几天是否会轻点。可站上秤一看，“又超标了”。“再超重就要被退回去……”她的词典里，最糟糕的惩罚莫过于被教练“退回去”，这意味着近10年为体操的付出都白费了。“然后我就这样了……”周悠在病床上回忆着。接下来的事，她始终没想起来。
但晋轩察觉，女儿似乎藏着更深的恐惧。在日记里，周悠总倾诉自己很热、很饿、脚很痛。2025年8月3日，她写道：“我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心理障碍……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，但说不出口。”隔天，她又写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很烦，不想活了。”
晋轩决定亲自去学校看监控。被拒绝后，她选择了报警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晋轩打电话对周悠说：“学校你不用再去了，妈妈已经报警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周悠第一次平静地告诉母亲：“教练会体罚我们，还会用脏话骂我们，骂我脑子有泡。”
“单向”的选择
晋轩带周悠去做笔录。她发现，女儿对佟元有种条件反射的恐惧。在派出所里，听说佟元要来，周悠立马要走。回到医院，周悠躺在病床上聊起佟元，立刻收起笑容。
晋轩很懊恼。她本对佟元抱有“感激”。2022年底，不满11岁的周悠从二线体操队升入佟元、石芮执教的一线队伍，这是她迈向职业体操的第一步。
在国内竞技体育系统，摆在小运动员面前有两条路：加入商业性质的俱乐部，或在传统的体育院校训练。无论走哪一条，都要通过参加比赛、被教练选才，才能层层上升，从二线、一线直至升入国家队。
王游是周悠在二线队时的主教练。他记得，周悠的成绩很突出，2022年8月获全国少年体操U系列锦标赛10岁组三项银牌，9月省运会甲组全能与队友包揽冠亚军。把周悠交出去，王游很不舍，“竞技体育的道路普遍是单向选择”，运动员几乎没有决定教练的权利。
那时佟元联系晋轩，称周悠是其他一线教练没看上，自己“勉强收下”的。晋轩觉得对方像是“救了孩子”。
很快，她接到女儿电话，“晚上翻来覆去想事情、失眠，第二天状态不好，被教练骂。”但周悠依然对教练给予信任。2023年初，周悠在自己的训练规划里写道：希望可以练好，会有很大进步。她用可擦笔在寝室镜子上写下训练目标，一旦教练斥责，便会琢磨“到底哪里做得不对”。但她慢慢发现，很多惩戒与运动表现无关。
“有次他打牌输了，就把一位队员叫过去，给她几个巴掌。”周悠描述，队员们悟出了“生存法则”，“大队员能出去比赛，给他拿荣誉和奖金，就少挨打，年龄小的挨打多”。
晋轩记得，自己去观察训练时，佟元扯着嗓子怒吼，对女儿高高举起手掌，“这个巴掌有没有落到周悠身上，我没看清”。
面对记者，佟元未直接否认“巴掌”的说法。他表示，自己对周悠倾注的心血最多，“这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苦练，拿小鞭子敲打两下没问题”。在他看来，“懂体育的都知道这很正常”。
2025年3月底，周悠给晋轩打电话，说自己练不好被佟元扇了耳光。晋轩想找教练理论，被周悠拦下。很长时间里，周悠反复对晋轩念叨：“妈妈，我怀疑自己不适合，练不下去了。”晋轩追问原因，她只说“不知道”。晋轩便当女儿意气用事。
家长的“默认”
病床上的周悠对母亲愈发依赖。只要晋轩出门超过1小时，她就会打电话。“我现在只想陪着女儿。”晋轩说，三年前，佟元成为周悠主教练后，她便将女儿的管教权全权托付。“孩子在他手里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但她坦陈，自己也曾“授意”暴力的发生。
去年全运会前，晋轩两次按佟元的要求，亲自到训练场“教训”女儿。第一次，她在学校里捡了一根小拇指粗的竹竿，把周悠叫到一旁，朝她臀部打去。训练结束后，晋轩抱着女儿痛哭，周悠面无表情。第二次，配合教练“收拾”女儿后，晋轩彻夜难眠。
从那时起，接到佟元的电话，她都会感到恐惧。有时佟元在微信上告知惩戒了周悠，她发“落泪”的表情包回复：“罚得好，就是要狠狠罚。”周悠曾平静地对晋轩说：“教练叫你来打我，不打，我就要被罚。”
这并非她一个人的经历。晋轩询问更多队员的家长，一位小队员的父亲承认，亲眼见过佟元打自己女儿。尽管如此，他觉得，“适度打骂很正常”。
两年前，队员林想训练时受重伤，在医院里，林想的父亲林富发现，教练石芮一个眼神就让女儿“钉”在病床上，不敢多说一句。“孩子过得苦，但我们没有发言权，教练是国家队选拔的。”林富说，自己也曾多次被教练要求，“林想不听话，你来队里管教”。
周悠补充，石芮曾多次要求家长购买戒尺送到体操房，“一排戒尺，她随便抄起一根，尺子被打裂、打歪过，上面的字都能印到腿上”。
1月10日，晋轩收到消息，当地公安已对周悠坠楼事件正式立案，佟元、石芮也已接受停职调查。
“多数时候，教练只向父母灌输山顶的光鲜，却绝口不提攀爬中的代价。”前体操运动员刘萍说，“孩子一旦想放弃，父母就觉得是在闹脾气，进而站到教练一边。”
有另一条路吗？
直到现在，佟元依旧认为周悠获得的已是“最好的结局”：“全运会参加了，也顺利转正了。相当于只能考三四十分的孩子，我把她拉到了七八十分。”
如今，一些改变已出现在竞技体育系统中。竞技体操国家级健将袁琳曾参加过两届全运会。退役后，她在某体操省队担任教练。袁琳记得，20年前，过度与超量训练是队中的常态。运动员的人生与“比赛周期”牢牢绑定：几岁比全运会、几岁比亚运会、几岁冲击奥运会相对固定。教练常叮嘱，量变才能质变，大家都怕错过任何一个周期。
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《“十四五”体育发展规划》等文件明确青少年的训练安全，防范“早期专项化”和“训练成人化”现象。袁琳看到唯金牌与成绩论的观念得到部分修正。但规划的两难仍摆在运动员面前。“真正走到顶端的只是极少数人。”
一旦体操运动员进入15岁，身体开始发育，在很多项目上将显得吃力。继续向前可能无法突破，一旦退出，就意味着放弃全部努力。退出的保障，各个地区和队伍有所不同。在省队，成绩好的运动员往往留下来成为教练，不愿留下就拿一笔退役费，进入大学就读。但这些政策都是对已转正、有比赛成绩的人，那些待转正的运动员鲜少有保障。
她曾问过自己教的孩子们，未来想走怎样的路？不练体操还想做什么？许多人感到茫然，“有另一条路吗？”
高校学生沈思曾对多位退役的体操运动员做过访谈。一位退役体操运动员说，竞技体育的环境很封闭，真正离开后，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与外界沟通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
一位曾执教国家队的教练员提议，在运动员服役期间提供更多技能培训，比如运动康复、体育经纪人、产业宣传策划等。这样一来，运动员一旦退出，“还能在其他领域继续发光”。
3月18日，周悠结束一个阶段的康复训练出院。晋轩发现，女儿还是会悄悄刷体操比赛的短视频。
（文中受访者除晋轩外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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